人生意态,可分积极消极两种。就中国言,儒家思想是积极的,墨家更积极。杨朱是消极的,庄周老聃同是消极,但不如杨朱之甚。人生应该积极,但不宜过分。中国后代,扬儒弃墨,可谓采酌有当。但积极人生,非可一步到达。漫长的过程中,终不免滋生流弊。庄老道家即针对此种种流弊而求挽救。中国后代,又采取了庄老道家来为孔孟儒家作补救,这见中国后人之聪明处。
印度人生比中国道家更消极,西欧人生则较中国儒家更积极。积极人生必求发展向前,换言之亦是向外。外面有路发展,受害者先是其发展之对方。而发展主体,则暂时可以见其利,不见其害,待发展到外面无路,则受害者会转回到发展者之自身。
古代西方史且不论,就近代西方言,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之向外发展,受害遍及全世界,但西欧各国,则欣欣向荣,一若可以漫无止境般向前。但外面可供发展之环境究有限,不数百年,转回头自相争夺。第一、二次世界大战,接踵迭起,西欧本身受创。抑且愈积极,则所受创伤亦愈深重。大英帝国国旗遍悬全世界,可以永不见日落。而且两次大战都站在胜利一面,乃其所受创伤独甚。
法帝国疆域较小,两次大战中都遭挫败,而其所受灾祸,似转较英帝国为轻。德国为两次大战之主动,连遭覆灭。但其复兴机运,却较英法为多。论短期,德国为积极,论长期,英法更积极。论受害,短期德国为重,长期英法更深。此乃愈积极则受害愈甚之眼前一好例。
两次世界大战以后,西欧传统的积极人生,转移到美国与苏俄。四百年前英法人向新大陆移殖,而有今天的美国。美国自始即从西欧积极人生中产出。立国两百年来,最先一百年,不断由东向西移殖,亦积极向前,受害者属印第安人。美国自身,则仅见其利,不感其害。但积极向前终有一限度。到今天,西部开发已告一段落。而自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以后,美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强国。
但全世界形势已变,帝国主义已难再起,殖民渐转为殖财。余下的自由世界,又是满目疮痍,要殖财,且先得输财。待其疮痍渐复,一样懂得堵塞殖财,甚至反殖财。资本主义没有帝国主义为后盾,则其向前发展更有限。眼前自由世界经济恐慌前起后拥,不啻告诉人们积极的经济人生,已到达了断港绝潢,并无大海洋在前,可资恣意翻腾。
积极人生向外翱翔之天地日形窄缩,于是转回头,在其自身内部见病害。目前美国社会腐蚀情形,触目惊心,先识之士,认为古西方罗马帝国之末日,不久会在美国社会重演,已不见为是杞人之忧。
其次剩下最积极者,只一个苏维埃。它的武力财力,皆远不逮美国。正为如此,更激起其积极向前之意态。而且远从帝俄时代起,俄国人早已追随西欧积极向前,但为西欧所阻压。东向西伯利亚之开发,亦远不能如美国西部开发之顺遂而愉快。俄国人数百年来积极向前之积压心理,终于要一泄为快。然而更积极则更受害,历史前例,无可否认。
苏维埃立国,至今已五十年之久。倘能改变意态,先整顿内部,逐渐从和平繁荣的大道上,安定自身。此种意态,像似消极,但消极中有积极,却不失为一种无祸害之真积极。无奈从帝俄以来,其一意向外向前之路线,急切间无法自变。君以此始,亦以此终。无怪今日苏维埃之执迷不悟。而世界第三次大战之阴影威胁,则愈逼愈厉。谁也不敢担保其可以避免,谁也不能逆料其孰胜孰败。但就前两次教训,大战后之双方,终必两败俱伤。而愈积极者愈受害。胜者一方之受害程度,必更在败者一方之上。
其实从第二次大战以来,各地战事,此起彼落,并未间断过,唯人们心中之三次大战,则必然将为一核子战,主要必在美俄两个核子大国的身上。非更积极亦不能成为一核子大国。而核子战又当以先下手为强。但先动手也不能禁制敌人回手。循此以下,虽有上智,亦无可预言其进程中一切可有之变化。但从整体论,仍当是最积极者,最受祸,依次及于核子装备之较劣者。而无核子装备之国家,则受祸当最浅。此一猜测,应可无误。
上述是说人生愈积极,受祸当愈大。而不幸近世人心,但受数百年来西欧积极人生之迫害灾祸太深重,而相率追随尽走上积极的路,而唯恐或后。最先是争财富,接着是争强力。群认为此是人生唯一正途。所以核子战虽未起,而不够核子战的较低级战争,则风起云涌,早在不够积极的国家中兴起。
其实此等较低级战争,同样有飞机、大炮、坦克,以及各种舰艇,陆空海规模较之第二次大战,无多逊。较之第一次大战,尤过之。积极人生,力求进步。谋财杀人的技巧,则为现代积极人生力求进步之主要项目。其前途自可想见。
尤可诧者,在积极人生中,一面要求能多杀人,另一面,又主张少生人。节制生育,乃现代化中一时髦宣传。一面要少生人,另一面又要多产物。重物轻人,爱物恶人,已成为现代积极人生中一共同心理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如瓷器、丝绸,凡所产物,皆寓有极丰富的人生艺术精神。不仅供人以物质上之使用,还能供人以心灵上之享受。
但从牟利观点看,不够积极,现在的瓷器与织品生产,已改换以机械为主,人工为副。在人造物之内,已逐渐减少了人工的成分。最好能没有人工,始为现代生产之最高理想。而又唯恐人使用此等产物发生了心灵上之爱好,如此则将妨碍其继起之推销。所以每隔一两年,必有新花样、新品种。要推销新的,自先要厌弃旧的。主要条件在不断毁灭人心对旧有的爱好。
货品如此,影响及于其他方面,如舞蹈、歌唱、戏剧、绘画等娱乐方面,亦是只求变,只求新。亦可谓,是主要在使人心对艺术无爱好、无价值观、无享受感。一味喜新厌旧,乃可继续有新的推出。其实对新的也不能有真爱好,如是乃能日新又新。
其实凡是有的必迅速地成了旧,只有现尚未有的才是新。人心之喜新厌旧,乃转变成厌恶一切所有,来想望一切所没有。如是乃始是真积极。现代化,成为未来化,亦可说是幻想化、虚无化,如此才能使人不断向前。但未来究是未来,究是一种幻想与虚无。如是则积极人生,岂不终将扑一空。
由艺术转到文学亦如此,转到其他思想,以及一切风俗习惯人生行为,全如此。上面说过,积极人生必向外。鼓励人向外,先求其不满自我,感得内里空虚。现代人,一面追求能多杀人,务使杀人武器之进步。一面追求多产物,能不断赚人钱财。一是求人死,二是盼人穷,现代之积极人生,岂不在贬降人生价值,使其达于虚无化。使人当下无可留恋,才肯积极向外向前。
但向外,又是太广漠,太无边际。向前,必待决定一方向。方向愈单纯,庶愈易前进。而现代人之向前,则主要在制人死命要人穷,此之谓富强的人生。弱者不犯人,贫者不离人。贫弱人生,使人相亲相和,走向善的路,但为现代人厌弃。必互求富强,相斗相争,乃使现代人想慕。
中国儒家所指导的,亦是一套积极人生。但儒家向外,主要以人类大群为对象。分有家国天下三环,有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之五伦。人生对象在此。至于物,仅供使用,非目标所在。而人生向外向前之主要中心及其出脚点,则为人之心。心与心相交,乃见为人之德性。
如父母之慈与子女之孝,论其向外,是一种贡献,论其向前,则为自己内在德性之进修与完成。此乃一种合内外之道。自尽己性,自明己德。循此向前,可有无穷发展。但纵前行了一万步,仍然站定在脚下,寸步未移。尧有丹朱,舜有商均,西伯昌有发与旦,子各不同,但其得为一慈父则同。舜有瞽瞍,周公有文王,父各不同,但其得为一孝子则同。
故人生向外,唯一道路只是贡献。人生向前,其唯一到达点,则是各自小己德性之完成。贡献出了自己,同时也即是完成了自己。唯其一切功夫,则仍必待自己,不能待于外。同有慈父,但丹朱商均与发旦终不同。同有孝子,但瞽瞍与姬昌终不同。舜之孝不能使其父为姬昌,舜之慈不能使其子为发旦,其中有天命。天命,即指人之无奈何之处。
人人各得对外面他人作贡献,人人各得对内面自己求完成。此是天命,亦即是人性。中国儒家务求人文大道与自然大道之合一,此即所谓天人合一。儒家指导积极人生一番大道理在此。此番道理,通天人,合内外,这是每一人之性命。
因此儒家的理想人生,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人生。儒家的理想文化,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文化。墨家兼爱,要人视人之父若其父,像比儒家孝道更积极,但不本于人心。而上推天志。把天高压在人之上,天人不相应,内无所本,转成一幻想之虚无。
杨朱为我,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,此亦是人本位,但太消极了,把人的范围,封闭在各自小己个人之内,与墨翟适成一对立。庄老亦主张消极人生,不赞成儒墨,但亦不赞成杨朱。人事复杂,杨朱专以个人小己为立场,较儒墨简单化了,但天之生人,并不单独只生一个我。人生不能有内无外。太封闭、太单纯,亦将无前途。庄老主张人相忘于道术,如鱼之相忘于江湖。此是一种自然主义,但同时亦是一种人本位主义。
人生在自然中,不能不仰物为生。人生仰于外物,于是人与物争,寻至人与人争,而庄老道家则不喜此一争。庄老的人生理想,要人相忘不相争。于是得在人生中,特别选取一理想环境。小国寡民,使民老死不相往来,庶可使人能相忘。庄老并不想要人回到原始状态去,人类自需一种文化环境,庄老只希望此境能使人相忘相安。即此而止,不希望再向前。但此亦终是一幻想。
老子为此幻想提出了三项主张。一曰慈,二曰俭,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儒家之仁,墨家之兼爱,与杨朱之为我,意态皆较老子之为慈积极。但慈则不杀人。佛家讲慈,故戒杀生。老子又提出一俭字。不仅经济物质生活上要俭,即情感生活也要俭。老子并不教人不向前。饥求食,寒求衣,但得有一限度,便不贪著要赚钱。
人生只随著大化,又对外能慈,对内能俭,则自不敢为天下先。今天的积极人生,则杀人赚钱,事事务争先。一落人后,便吃亏。并须迎头赶上,又得制敌机先。敢字乃成人生第一步骤。然而最积极、最勇敢,则最受祸,此已明白昭示在前。但人类对此终不憬惕。今天的世界,至少已分了有与无的两方。有的世界早在财富上争了先。无的世界只有在强力上争先。再由强力来夺人财富。财富争先,是一无形战场。
强力争先,成一有形战场。既已进入了战场,则无形必会转成有形。第三次大战,已如箭在弦上,一触即发。欲求和解,断不能只许人有财富战,不许人有强力战。我在钞票资本上占先,别人只有在核子弹与海底潜艇上另求占先。就实论之,亦并不是废止一切武器,即是和平。贫富之间,早就不和不平。禁止国外贸易,也不能使国内无的社会转瞬变成有的。
财富早成国际性,则核子弹与海底潜艇,当然亦成国际性。资本主义既成国际性,则共产主义当然亦必变成国际性。最先英伦岛上之纺织业革新,一马当先,继之以贩鸦片、贩黑奴,又断之以世界战争与共产主义之崛起,陇山西倒,洛钟东应。针对此种种复杂,老子慈与俭与不敢为天下先之三语,似可加以消解与挽救。
然而老子此三语,依然有病。世界各大宗教,无不同样提出慈。不仅印度佛教,即西方耶、回教何尝不讲慈。然而耶稣上了十字架。穆罕默德教人,一手持可兰经,另一手持刀。耶稣说“凯撒的事让凯撒管”,于是自己只有上十字架。穆罕默德要兼管凯撒事,于是只有教信徒各自手里拿一把刀。
释迦牟尼说:“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。”但尘世倘真是一地狱,则不佩刀,唯有上十字架。佛教教义究竟比耶回两教更消极,所以释迦牟尼不佩刀,也不上十字架。但佛教在印度,终亦不能存在,及其来中国,反获畅行。此乃社会不同,此层须另再阐发。
要之佛耶回三教,皆以慈为主,而其推行究有限。抑且父慈而子不孝,待此子为人父,终将不成一慈父。老子主慈不教孝,故老子之道最后亦终成为权谋术数,慈的心肠也终会消失。
老子讲俭,其道亦不能久。父慈不教子孝,其子必成一娇子。受人慈而娇,其人亦终将不能俭。西方中古时期,乃一耶教天下,然继之者即是文艺复兴,工商业骤起。娇儿骤离家庭,进入社会,可成一浪子。西汉初年,崇尚黄老无为,与民休息。继之即游侠货殖迭兴,便绝不是一俭的社会。故慈俭,均属消极性,不足以垂教。
离了慈与俭,其心放纵无顾忌,则必敢为天下先。近代人无视传统,倡言创造,不甘随人后,定要超人先,必求能迈步闯入一新境界。不仅如哥伦布之寻觅新大陆。一切学术思想,均当摆脱前人束缚,闯开新境。哲学文学全如此。但如此则究嫌与现实人生又多增了隔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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